綜合討論

林益仁（靜宜大學生態系）： 透過今天的研討會，我們盡可能地從學術面對相關議題並加以討論，但是對於如何實際行動的策略和方針，包括如何對相關機構提出建言，卻仍略嫌模糊。災民們已經開始組織起來面對災後的重建，是不是學術界也能夠有所組織，從不同的方向，比方知識上的交流互動來實際地協助各方面的統整？在這個場合裡也有很多從部落裡來的朋友，學者們也都幾乎有豐富的田野經驗，我在此提出一點想法，歡迎大家集思廣益。

李宜澤（中研院民族所）： 透過今天各個場次在主題和各位學者發言的安排，我們可以清晰見到的是學術專業分工的討論。但以下有兩點我希望能受到更多的關注：第一，我認為不僅是剛才林益仁教授和先前許多學者提到，希望能夠提供實際的重建方案，我認為對於重建的概念和過程也還需要做更多的釐清。其次，我也想回應在最後一場日宏煜博士的發言──「救災視同作戰」中的救災和作戰概念，同質性的部分是災民，但其他層面的異質性都必須要詳加考量。

阿棟牧師（新竹鎮西堡人，曾任原民會副主委）： 非常感謝這次研討會，使我們有一個溝通的平台。我也很希望在短期內能有類似的會議，邀請更多族群、學者共同來討論與協調；就像前幾場的學者就提到，迄今仍斷水斷電的地方有很多，災民需要很快地組織起來，並且為地方留下珍貴的記錄。我希望在這個方面人類學者能予以協助。目前各地的善心已累積了不少的捐款與資源，而這些資源該如何運用及分配成為重要的問題。原住民內部的整合，以及在地的希望和力量，是我們亟需組織並且激發的。

丘延亮（中研院民族所）： 我們知道許多組織已募得數十億的捐款，但這些組織往往只願把捐款給那些有經驗、「做大事」的機構，而非「做小事」的地方；他們也只喜歡追求在很短的時間做出成績，例如讓部落裡的房子很快地被建造起來，但這些錢如果單純修路，作為基礎建設維護的費用其實也很重要。根據三鶯、溪洲等這些都市原住民部落進行抗爭運動的經驗，我們知道部落內部其實是有其力量的。明年，我們準備舉辦一個稱之為「部落再生產」的活動，強調不再是「被安置」、「被安排」，而是重新長出來。

黃智慧（中研院民族所）： 這次研討會使得學科間有了初步的互動，我們接下來要問，民族所究竟能做什麼？今天至少不同於九二一時，已經有愈來愈多的人聽到原住民的聲音。例如我這次到災區觀察時遇到法律扶助基金會在為災民進行法律諮詢，這些志工告訴我，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其實是第一次感受到不同原住民族間文化的特殊性，例如親屬關係的認定，並「發現」同一個族群內部的複雜程度也不盡相同。那麼，我們是不是能夠幫忙把原住民的聲音放大，讓不同領域的專家都能夠聽到？我認為對現階段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組織的力量。原住民只有團結起來，如此，在後續重建的過程中，這些聲音才都能被重視和考量。

在民族所的立場方面，我認為「行動的人類學」概念非常重要，而我們的學科從祖師爺馬凌諾斯基以來就相當重視的田野，就是我們最好的導師。比方說，我們可以推動其他科系、協助地方舉辦研討會或工作坊，藉由共同合辦的方式參與討論，讓不同的意見得以溝通，把原住民的聲音放大出來。

林益仁： 我認為今天民族所舉辦的會議就是跨領域對談一個很好的起步點，也可說為學術界開先鋒。正如我在第三場的發言，學術界裡的討論，重要的是如何整合，才能夠實踐在地方，成為重建的力量。另一方面感到相當不幸的是，災難已經成為台灣不可忽視的議題，我們必須從理論、方法和實踐三個面向同時入手，好好的發展與討論，也提供機會來反省知識，例如action research、participatory research的研究方法應該可以提出貢獻。如此一來，學術才不會只被束之高閣，而能夠真正的提供方法，並且應該發展成為長期的應用工作。

李重志（政大民族系博士班）： 我希望能回應第一場中黃應貴先生的發言，在這個災難、重建與反省的過程中，是否也對人類學與民族學本身在理論或方法論各方面有所影響？我在公家機關工作的經驗發現，當政府尋求專家學者的意見時，民族學者、人類學者仍然不夠受重視，使得政策的施行往往忽略了族群、文化差異性的部分。甚至，面對部分在經濟上弱勢的原住民朋友們，還是會有認為「被白浪（平地人）給帶壞了，所以才這麼愛喝酒、沒有錢」這種刻板的汙名化印象。我想，除了舉辦研討會之外，人類學者是否可以更積極的加入，將我們對於原住民族群的敏銳觀察與認識加以應用，而不只是丟出一些專有名詞（例如「傳統領域」一類略嫌空泛的詞彙），讓人們過份簡化地使用。原住民族一方面被演員化（刻板負面印象），或褒揚化（浪漫化），兩者都是危機。

余安邦（中研院民族所）： 我自己是屏東林邊人，也就是此次風災受創嚴重的區域。目前我們已經在花東地區訓練了一群「專業志工」準備進入災區，但其實我們非常戒慎恐懼，因為深怕對災區的掌握還是不足，對於族群部落的認識也不夠深入。很多人會問，我們這群「專業志工」能做什麼？從九二一的經驗看來，我們發現西方臨床心理學所發展的、個人式的諮商在應用的過程中其實有限，很多志工進入部落反而兩手一攤、無能為力、甚至覺得很失落。

所以我們認為新的發展方向，也許文化方面的心靈療癒會對整個部落有更好的效果。如果能從地方本身的人際社會網絡發展出力量，比方說教會、日常的人際網絡等這些在地既有的體系。例如學校裡的老師有著和學生家長相互聯絡的鞏固關係，又常常是部落裡公認的知識份子，也許比起外來志工突然的介入救援，會有更好的幫助力量。

在此我也想與各位分享埔里中正村一個成功的例子：有一群埔里的藝術工作者，九二一後投入長期志工的行列，除了照顧在校的學童的課後輔導，也與婦女合作，已在當地待了三年的時間。他們或許較不為人知，但長期的行動可以建立一定的能量。我認為長期性的工作是更重要的，而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也不可諱言，這群人在行動之初也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挫折，需要調適。對學術界來說，災區與協助者的互動也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部分。

丘延亮： 上述余安邦的經驗是很好的參考。根據我們這次在災區的經驗有時候實在令人洩氣：部落裡突然間湧入一團又一團遊覽車載來的「醫療志工」，帶著一堆儀器和藥品，到了地方、桌子一擺就開始大聲廣告「義診」。有些災民因為緊急撤離，連健保卡都來不及拿，沒有病歷記錄參考，但醫生還是開了一堆藥。才沒過幾天，又上演新醫療團隊的車輪戰，號稱帶來更好、更先進的檢驗儀器！他們滿腔的熱血想救難，卻來不及感受到災民的心情，這可能會有缺失之處。所以我認為呼籲大家態度要更謙卑，才是真正做好事。

蔣斌： 希望今天的會議能夠成為一個種子，讓大家更深刻地認識，並且反省這些問題究竟如何發生，又該如何解決。感謝各位的踴躍參與！